夏鼐先生传略
王仲殊
一
夏鼐先生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1927年以前在温州上私塾、小学和初中，1927年9月到上海上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闪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学习近代考古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相过从，在实际共和国学得许多考古学的知识和技术。这一年，便是夏鼐先生开始从事考古工作的一年。
1935年夏，夏先生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改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那时，伦敦大浓度持田野考古学课程的彼特利（W.F.Petrie）教授已经退休，其职位由惠勒（M.wheeler）山城遗址的发掘，颇受教益。他又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rmant）参加调查发掘；接着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Ｔ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当时，彼特利教授正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医院中疗养。夏鼐先生在那里访问了彼特利，并接受他的指教。１９３９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先生由英国经埃及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１９４１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１９４６年授予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夏鼐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在该处任专门委员之职。１９４１年夏至１９４２年，他和吴金鼎、曾昭、高去寻等调查并发掘了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１９４３年，夏先生转入由南京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被任为副研究员。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５５年，他和向达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敦煌的佛爷庙、月牙泉、玉门关，宁定摄影洼湾，民勤的沙井，武威的喇嘛湾，临洮的寺洼山，兰州的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等遗址和墓地，有许多重要的收获。在发掘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时，他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议论绵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否定了安特生（J.G.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因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时，中央研究院已迁回南京，夏鼐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室内研究工作。１９４８年冬到１９４９年春，中央研究院所藏图书、文物资料被迁运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都随着殷墟出土的文物由大陆去台湾。先生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１９４９年秋全国解放，他曾一度应聘为浙江大学教授。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创立中国科院，由郭沫若先生任院长。１９５０年夏，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先生为副所长。这样，夏鼐先生便于同年９月由杭州来到北京，协助郑振铎、梁思永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由于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梁思永又经常患病，夏先生承担了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业务领导工作。他到任不满一个月，便组织一个发掘队，前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发掘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郭宝钧任副队长，苏秉琦任秘书长；队员有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马得志、赵铨等，他们多是初次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夏先生为了训练这些年轻的新手，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在辉县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掘了商代的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从这一年的１２月到次年的１月，夏鼐先生新自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１９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好评。
１９５１年春，夏鼐先生率领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等在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在郑州确认二里岗遗址为早于安阳的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经过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他进一步指出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址，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绕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新手从土层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得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居住址的研究却往往胜过亿含着珍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调查发掘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罗、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像、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片上书写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５１年秋，夏鼐先生又带领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等到湖南省长沙去发掘占国和两汉的墓葬。这使得研究所的调查发掘重点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代延长到汉代，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展到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次工作的成果 在于通过大量墓葬的发掘，究明战国至两汉墓列制度的演变过程，确定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分期，而楚文化的特点也得到初步的阐明。当时，许多人把马王堆汉墓看成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殷的墓。经过实地考察，夏鼐先生确认它们是汉墓。他的这一着断，为２０年后的正式发掘所证实。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事业发展，配合各种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为了应付这一严惩的局面，并为了使新另的考古队伍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届为期三个月。学员们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每届人数各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夏鼐先生和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先生等都参与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制定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的计划，而野外实习则是每届训练班的重点所在。安志敏、王仲殊、王伯洪、石兴邦先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一同负责教务处的具体工作，也参加授课，并担任野外实习时的辅导员。从１９５３年的第二届训练班起，夏先生每次都亲临实习的现场，讲授田野调查发掘的方法。实习时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规模往往相当大。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便是１９５４年第三届训练班实习时开始由石兴邦主持发掘的，这一发掘工作为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１９５６年冬，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继四届全国性训练班之后，在考古研究所内部矛盾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由教师们讲义汇编而成的《考古学基础》一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全国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读的手册。在历届训练班获得成功的基础上，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由夏鼐先生任队长，安志敏任副队长，在河南省陕县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工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１９５６年，北京昌平县境内的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应该说明，这项发掘工作，是由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议的。他研究明史，对发掘明陵特别感兴趣。当初，夏鼐先生和郑振铎先生一样，不主张发掘明陵。但是，由于吴晗的坚持，终于将发掘计划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使夏先生不得不把这副重担挑起来。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要发掘长陵。结实再三协商，为了慎重起见，才决定先以定陵为试掘对象。对于发掘规模如此巨大的帝陵，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发掘从何处入手才好。１９５６年５月的一个下午，夏鼐先生到现场察看。他发现定陵宝城西南方外侧的砖壁有一些隙缝，以此为契机，又发现内壁石块上刻有“隧道门”字样，例判断这里是当初再次入葬时的通道所在，决定发掘在此下手。这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籽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各遗物，夏鼐先生终日深入地下的玄宫内工作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先生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但是，经过这次工作，他进一步感到发掘帝陵的条件不成熟，有些珍贵的随葬品难以妥善保存，从而更加强了帝陵不宜过早发掘的看法。因此，定陵试掘之后，长陵的发掘计划也就作罢了。１９６１年，国务院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布通令，不准随意发掘帝王陵墓。以扣，郭沫若院和曾有发掘唐乾陵的设想，也因夏鼐先生持异议而没有付诸实现。郭院长俯从夏所长的意见，至今被传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夏鼐先生充分认识到发掘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性和工作的长期性。因此，早在1954年，考古研究所就在河南省的洛阳建立工作站，在陕西省的西安建立研究室。不久，便在洛阳地区开始发掘东周王城、汉魏的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遗址，在西安地区开始发掘西周的丰镐、西汉的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遗址。他把发掘任务交给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等年青的一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亲自兼任西安研究室的主任。
1958年，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省安阳建立工作站，为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的遗址，也因洛阳工作站已经建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发掘。大规模的都城遗址的发掘，使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现阶级。20余年以后的今天，除上述各都城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外，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于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另一处早商都城（很可能是西毫）的遗址，城墙、城门、街道、宫殿等遗迹保存得十分良好，使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达到了最高潮。
三
1954年夏，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1958年秋，郑振铎先生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尹达先生来研究所兼任所长，但因他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上，而且在其他单位兼职过多，加上身体衰弱，不能经常前来主持所务。1962年，夏鼐先生遂继任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从此年以迄1982年，他任所长之职达20年之久。
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占去了先生的大部分分时间，但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夏鼐先生先后写出《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学和科技史》、《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许多论文，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归纳起来，其主要成果青天同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在前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了重大的创见。在后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事的原则，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夸。他指出江苏省宜兴周处墓出土的带饰是银制品而不是铝制品，纠正了早在3世纪的西晋中国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他又指出河北省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铁钺是用自然的陨铁而不是用人冶炼的铁料制成，否定了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的错误结论。夏鼐先生的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
先生精通英文，也粗通法文。他早年学过日文，懂得基本文法，因为精通英文，所以除了汉字以外，还熟知日文中的外来语。正是由于具备这些语文上的条件，他能博览外国的书籍，通晓国际学术界的各种动态和研究成果。他从事考古研究，从调查发掘出发，以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对中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外国的）各种古代文献又几乎无所不通。他将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等与从外国传入的近代考古学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解放以后，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59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持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依靠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这使得他的研究工作始终能从具体的遗物出发，经过扎扎实实的分析，得出各种可靠的结论，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阐明有关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他确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更反对以空论歪曲事实的真相。同时，他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把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本身的欣赏、鉴定和考据。对科学的信念，使先行养成坚毅不屈的性格。即便在十年浩劫的艰难岁月里，他也毫不改变自己的治学态度和立场。
先生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军所具备的许多知识又使得他能够充分利用其成果。早在1955年，他就在《考古通讯》上撰文介绍国外关于碳14测定年代的情况。以后，由于夏鼐先生的努力，使得本来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职的仇士华等调到考古研究所来筹划建碳14实验室。在夏先生的指导，帮助下，实验室于1965年正式建成，并在同年年底测定了第一批数据。若干年来，实验室的设备不断改进，测定工作的效率也进一步提高。到目前为止，已经为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测定了600多个数和据，其中绝大多数是考古学的年代数据。经过我方面的检验，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为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效益。1977年，夏鼐先生利用大量的测定数据，结合丰富的发掘资料，写了题为《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论文，就全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除了碳14测定年代以外，在夏鼐先生的部署和计划下，考古研究所还在实验宇城开展化学分析 、金相分析和热释光测定年代等项的工作，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夏先生的努力，考古研究所还与所外的有关单位协作，或委托这些单位，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研究考古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和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教授分别为研究古代陶瓷和古人冶金作了了成绩，便是很好的例子。
四
作为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夏鼐先生不仅全面领导学术研究，而且还亲自主持编辑工作。建国初期，研究所主办的定期刊物只有《考古学报》一种。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又于1955年创办《考古通讯》，不久改名为《考古》。这两种期刊，都由夏甩先生负责编辑，并得到陈梦家先生的协助；《考古通讯》明确规定由夏鼐先生任主编，陈梦家任副主编。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和全国各种刊物一样，《考古》和《考古学报》都被都停刊。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和文物事业管理局主办的《文物》一起，由郭沫若院和写报告呈请周恩来总理新自批准，于1972年率先复刊，在郭院长的领导下，由夏先生和王仲殊、安志敏三人组成小组，负责编辑。从1981年，考古研究所又新办《考古学集刊》。现在，《考古》和》《考古学集刊》的主编分别由安志敏、王仲殊担任，但夏鼐先生在大家的要求下，仍然担任《考古学报》的主编。
考古研究所编辑的专刊，包括本所的著作和外单位的著作，至今已达70余种之多。除《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等由夏鼐先生参加编写并担任主编的以外，其他如《洛阳烧沟汉墓》、《西安半坡》、《沣西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等都经过他的仔细审阅和修改。黄文弼先生的遗稿《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也是在夏先生的安排下整理出来，并经他新自校定。总结建国10年和建国30年全国考古工作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两部专刊，都是由夏先生任主编、在他的领导下编写而成的。集商周青铜器铭文资料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也在夏先生的筹划和指导下进行编辑，最近已完成了头五卷，并由他写了重要的序言。
在编辑工作中，夏鼐先生严格要求刊物的质量，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久前，在为《考古》发刊二百期纪念而写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先生又一次阐述了编辑工作的方针，同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极左路线作半争的情形。
夏鼐先生主持的规模最大的一项编辑工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纂。此项工作的开始提出，是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久。当时，由于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取得了胜利，国家转入全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百废待举，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也被正式提到了日程上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70年夏约请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考古学卷的编写工作。出版社聘请12位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由夏鼐先生任主任委员，王仲殊、安志敏、张政、贾兰坡、宿白任副主任委员。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多次酝酿，反复修订，终于在1981年夏拟定了全部条目和编写体例，并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在学考古系及北京和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共120余人分别负责各条目的执笔，现在，编写工作已经就绪。全卷内容包括“总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外国”等九大部分，共计150余万字，不久即可付排。大家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写工作的完成，是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绩的结果。
五
早在60年代前期，许多考古工作者就提议建立中国考古学会，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但是，由于此后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考古学会的筹备工作不得不长期停顿。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充分酝酿和积极准备，建立学会的各种条件都已成熟，遂于1979年4月在西安举行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大会。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各有关单位的代表一百余人，济济一堂，共同讨论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课题。大会选举了由64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为台湾省保留若干理事名额），夏鼐先生与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安志敏、苏秉琦、张政、贾兰坡、宿白、裴文中、顾铁符等13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大家一致推举夏鼐先生为理事长，尹达、苏秉琦、斐文中为副理事长（1983年改选时，非文中先生已去世，贾兰坡被补选为副理事长），王仲殊为秘书长。
在以夏鼐先生为首的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学会的规章制度渐趋完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不断增多，学术活动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到现在为止，包括成立大会在内，已经举行了五次年会。除第一次年会学术讲座的课题甚广以外，其余各次年会都规定一个至二个主题，以求集中。每次年会开过之后，都出版一册论文集。1983年的第四次年会还决定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第一册即1983~1984年度的《年鉴》已经于最近出版。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年会的开幕式上，夏鼐先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号召大家要以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积极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断提高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科学水平，为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夏鼐先生的讲话获得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的赞同，并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普遍重视。
在旧中国，许多重要的遗迹遭到破坏，大量珍贵的文物流散国外，而当局听之任之，毫无对策。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公布了许多国家级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保护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有关文物保护的各种制度、法则和措施。在这之前，在《文物保护法》草案的修订过程中，夏鼐先生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费了很大的心力。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1983年在文化部成立了国家文物委员会，由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冯先铭、安志敏、苏秉琦、张政、吴良镛、启功、单士元、贾兰坡、郑孝燮、夏鼐、宿白、常书鸿、顾铁符等16名委员组成，夏鼐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委员。两年来，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国家文物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审核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计划措施，制止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考古学者，夏鼐先生回顾他所亲身经历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史，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得到认真贯彻招待的情况下，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才能更回健康、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
六
夏鼐先生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长期以来，他在国内接待朝鲜、日本、缅甸、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和代表团，通过交谈、讨论，使主客双方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除了渊博的学识以外，他的温和的性格和诚恳、谦逊的态度也给客人们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他也接受邀请，到日本、泰国、巴基斯坦、伊朗、希腊、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去考察、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每次出国，他都满载知识和友谊而归。通过学术上的交往，夏鼐先生结识了英国的李约瑟（J.Needham）和沃森（W.Watson）、意大利的杜齐（G.Tucci，１８９４～１９８４）瑞士的邦迪（S.G.Bandi）、西德的米勒一卡普（Muller-karpe）、法国的叶理夫（V.Elisseeff）、瑞典的俞博（B.Gylllensvarb）、美国的张光直（k.C.Chang）、苏联的吉谢列夫（S.V.Kishelev,1905~1962）、印度的萨卡尔（H.Sarkar）、巴基斯坦达尼（A.H.Dani）、埃及的费克里（A.Fakhry,1905~1973）、日本的原田淑人（Y.Harada,1885~1974）、贝茂树（S.Kaizuka）、末永雅雄（M.Suenaga）、三上次男（T.Mikami）、江上波夫（N.Egami）、关野雄（T.Sekino）口隆康（T.Higuchi）和冈崎敬（K.Okazaki）等许多外国学者，有的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夏鼐先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内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使中国考古学界从外国吸取经验，也使外国的同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考古工作。
夏鼐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从1974年到1985年的11年内，他先后荣获英国学术院（B.A.）通讯院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考古研究所（DAI）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RALHA）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NAS）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YWA）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ISMEO）通讯院士等称号和职位，成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夏鼐先生每次接受荣誉时，总是谦虚地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荣誉”。
1983年8月18日至26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和职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全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考古学会议在北京和西安举行。到会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代表和来自英国、美国、瑞典、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观察员。会上讨论了亚洲各国考古学的现状和今后相互协作的前景。在此前的1982年夏，夏鼐先生辞去了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接受了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身份，出席这次国际盛会。作为主办国的代表，他被全体与会代表推选为会议的。代表们和观察员们一致认为，在夏鼐先生主持下，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解决了不少问题，取得了许多实效。通过参观访问和在会议上的讨论，大家齐声赞扬，在夏鼐先生的切实领导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名不虚传的巨大成果。
（《夏鼐文集》）
转自：中国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