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南方游击斗争
1935年的某个深夜，有三位小红军围着坐在一起，用烤火取暖。不过，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他们中有1人成了上将，2人成了省委书记。
他们3人的名字分别叫钟期光、江渭清、谭启龙，此时他们正处于湘鄂赣苏区的深山老林里，进行艰苦而伟大的三年游击斗争。
当时红军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主力踏上了前往陕北的长征之路，而其余兵力则留在了苏区，进行艰苦不亚于长征的苏区游击战。钟期光、江渭清、谭启龙三人便是被留在苏区的青年干部。如果不是他们3人对革命的意志坚定无比，恐怕早已丧失信念，就此叛变了。
当时留守南方的红军，面临的情势之严峻，堪称九死一生。在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国民党军彻底侵占了苏区的土地，在农村建立了地主阶级为根基的“还乡团”，疯狂追捕和红色革命力量有关系的人物。
因此，苏区的根据地建设此时已经名存实亡。留在南方的红军官兵根本没有任何后勤补给，也得不到来自群众的帮助。除了转进南方的十万大山，压根就找不到任何生路。
即使钟期光、江渭清、谭启龙三人拥有红军青年干部的身份，也没什么用。在冬天到来之际，他们也只能亲自去山林里砍伐柴火，然后在山洞里一起烤火，勉强取暖。
至于吃饭倒是最小的问题，在大山里，他们只要会找野菜，就可以勉强果腹。有时候运气不错，还可以打猎到一些野兔和野鹿。
但总体而言，在山里打游击的生活，其实和野人无异。钟期光回想起这段经历时不由得感慨：都是革命信念在支撑着我们啊！
革命的漫漫征途
在这三名红军青年干部里，钟期光的年纪最大，此时他26岁。江渭清比他小一岁，而谭启龙又比江渭清小了三岁。幸运的是，虽然日常生活的条件艰苦无比，但他们都凭借年轻的身体，硬是扛过了伤病的折磨。
钟期光参加革命的起点是平江暴动。1927年，他担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以及军事部长，负责指挥平江起义军的作战。这场起义成功打击了国民党在湖南的反动统治，也是湘鄂赣苏区后来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两年后，钟期光被任命为红5军秘书长，参加了长沙战役。但由于敌强我弱，这次攻打省会大城市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红军才开始转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钟期光开始深入乡村，进行革命斗争。
但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而钟期光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赶上大部队，便留在了苏区，进行三年游击斗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江渭清和谭启龙，结下了“一同烤火”的革命情谊。
幸运的是，黑暗的日子终究会过去。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国共因此停止内斗，一致对外，进行了二次合作。钟期光等人也就不需要在南方的大山里打游击了，他们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改编，以新四军的名义踏上了抗日战场。
三人的光明未来
江渭清和谭启龙的经历，与钟期光大同小异，他们也经历了红军的各地起义，加入了革命队伍，随后又一同经历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斗争，并最终编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从南方的大山走出来后，钟期光担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政治处主任，江渭清担任新四军十六旅政委，谭启龙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
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三人都各自带领新四军的队伍抗击日寇，同时还提防着蒋介石部队的“背后捅刀子”，虽然斗争形势依旧严峻，但他们三人都觉得，这已经比三年游击斗争的艰苦好多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却紧接着打响了。他们此时都被编入了华东野战军的序列，活跃在东部战场。
在华野内部，钟期光是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江渭清是华东野战军6纵政委，而谭启龙则是第7兵团政委。他们都一同经历了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并为这场惊世之战贡献了自己的一臂之力。
其中，钟期光在济南战役中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为济南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在建国后得到了上将军衔的嘉奖。同时，他还亲自参与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担任政治部主任，为我国的军事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而江渭清则在建国后先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与江西省委书记的职务，为当地的建设殚精竭虑，保障了这两个大省的稳定。
谭启龙的经历更加丰富，他先后就任山东省委、浙江省委、青海省委和四川省委的省委书记，在就职期间，谭启龙保持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