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西九
影视圈是名利场，作者误入其中。感受到对人尊重的至关重要，决非是事后诸葛亮所能预料到的。
有三件事可说。一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河北涿州基地拍摄，扮演曹操的鲍国安是早在多年前，在济南千佛山公园拍《宋江》时就结识的。这次见面，约定晚上到他房间面谈。不巧的是，当晚他有事回北京了。我在回自己另一排平房时，路过扮演刘备夫人孙尚香的女演员赵女士房间。她刚好在门外，问，可否谈谈？诺！
《电视月刊》要登大演员，才有卖点。但碰到有出彩的，也能登。赵小姐曾在反映南方知青电视剧《磋跎岁月》中扮演过一不幸失足摔死的农村女孩，这次是从美国回来。她讲到在美发展，如取得绿卡，我知道点；如进入茱莉亚学院，我只有“呵呵”点头的份儿。以后才知道这相当于音乐界的哈佛，但当年我这个“土八路”是第一次听说。当眼前这位高傲的公主说，许多到美发展的中国年轻人只能做“送外卖”这类工作，我只好打断她的话：什么叫“送外卖”？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如现在送餐饮的快递小哥。她终于中止谈话，不再想耽误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找她，她正打羽毛球。长发飘动，风姿绰约，脚上的白球鞋步履从容。我问还谈吗？不必了。
回武汉后，对这篇未完成的釆访，刊物是不能登出的。当时我儿子正借读在汉南一中，手头短缺，夜半起床，决定把访刘备夫人演员写成小文章，混几块稿费。后来《武汉晚报》登了。
刘备夫人孙尚香（赵越饰） 后左为刘备，中为赵云
数月后我到广东电视台，自然去拜访《广东电视周刊》，竟意外发现这本像《半月谈》的小册子，转载了《武汉晚报》这篇文章。
事情到此不该有下文了。但无巧不成书的是，《三国演义》在泰国播出后，当代华人华侨的热心观众组团来京，我与鲍国安陪团同去涿州拍摄现场。在车上，竟又与赵女士相遇。当然有点尴尬。
我还是说了几年前，在涿州拍摄基地那天晚上把谈了一半的事写了文章，武汉和广州的报刊都登了，说出来也好，至少告诉她，宣传了她，但……
她很惊讶。我心里明白，已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即把原报刊上的文章送给她，再说，赵连地址电话也没有留给采访者。而我没有将发表的文章保留，当时认为份量不足。而那本登有她的《广东电视周刊》，早几年前，在从广州回武汉的卧铺车廂里，就被同车厢的追星女孩死缠着拿走了。
第二个故事，仍是从美国回来的女演员，是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导演杨洁家中遇见的。她叫朱碧云，在杨导执导的《司马迁》里扮演这位大文学家和史学家女儿司马书儿。
第二天又在小朱借住的朋友家交谈。只见朋友家的墙上，门背后，柜门上，书桌上，凡有空处，都用粗黑笔写上常用的英语口语。一看就是在为赴美作准备。
朱是改革开放之初，从蒲松龄《聊斋》中，将同名故事《胭脂》搬上电影的主演。一问一答中，当提到了刘晓庆等人时，她称自己是小演员，不能与她们相比，神情无半点娇柔造作。
“胭脂”朱碧云在美国
这倒巧了，当年朱碧云出名，不像祝希娟那样，并非大美人，而是以不屈不挠的反抗压迫的气质，成功塑造吴琼花形象，而”胭脂”是以外貌清纯引起观众好感。我描写朱时，想起了苏联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里描写女主人公阿克西妮亚时，借用旁观者的感叹：她有着惊人的美丽，仅这一句，就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于是我便用“真真一个玉人儿”，代替更多笔墨。
回汉后我写了《”胭脂”彼岸归来情》。並将刊登此文的《电视月刊》，按她留下的地址寄到美国。
不久，她回信了，只是把收信人写成李四九先生。信中，还有十来张从信封上撕下来的美国邮票。这是她承诺返美后给我这个外邮爱收集的，可能她不太熟悉集邮这行，否则，按她的处世态度，可能会搜集点纪念邮票而不是普通的盖销邮票，但能做到这点，己经不错了。
第三位擦肩而过的是《海灯法师》导演谢先生，因小误会而生介蒂，留下小遗憾。
开机前的导演即兴发表导演阐述，口若悬河。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是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高材生，引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影片《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中，一位无台词的配角，获得很高声誉并得奖的故事，启发剧组众演员不论角色大小，都可通向成功之路。
导演说，乌沙科夫的报国情怀和抗敌大略，未得到沙皇和众臣理解，反而遭受嘲弄指责，负气离开御前大殿。这位俄国有中国屈原忧国忧民式军事家，忽见门旁一身材魁梧的士兵目露同情伤感之色，立即趋前，但卫兵不能言，只能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使乌将军欲罢不能，双手拥抱卫兵，瞬间两人激情奔涌，卫兵唯有双泪长流，身板却挺得更直了。
我离开武汉来四川成都时，因好奇心从电视月刊编辑部带的是微型录音机，仅半盒香烟大，当场便录下谢导演的精釆讲演。
正式拍摄前，导演还在分镜头，挂着照相机等着拍剧照的我闲着。等着上场的四川武术队的群众演员见了，拿出一卷胶卷请我替他们拍定装照，并拉到一边去了。三十六张拍完，导演因耽搁拍戏，火了。晚上，我去见导演，想解释並道歉。但他不见，说没工夫。
第二天，我打道回汉，很有点扫兴。
又过了一段时间，剧组来信说导演想要那天录音，我犯难了。这种微型录音机当时用得极少，如果是普通录音带立马可寄成都。但这种录音带若不连机子同寄，难以匹配，听不了。若连机子同寄，太珍贵，怕领导不答应，再说回单位后就上交了，因毫不适用。我只好回信解释。现在回想，如果当时大导演不是拒我于门外，我有道歉的机会，可能录音机就到成都了，人家还不还我来承担责任，可惜当年还没有这种境界。
最后讲的两件事，也是发生在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一是在钟样东桥的三合五队当农民时，有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农民史发贵，他视神经萎缩很严重，只能摸索着干农活。我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河南新乡371部队医院一位李医生，用针灸探索出“新明穴”，治好了一位几乎失明的视神经萎缩的妇女，还登出了她在缝纫机上穿针的照片。
不久，我和发贵在东桥路边准备乘车到武汉。一名同区属另外公社的七几届下到集体户的知识青年也要回汉，说有难处，向我借了一点钱，现在回忆肯定比车票少得多。他说保证还。我借了，后又想，驳不下面子，人家不还那不是亏了？不去想了。等从县里来车又过了一两个钟头，那同学不知“野”到哪里去了。忽然，他满脸喜色急匆匆赶到：快走，我找到便车，是我们单位（父母）的，就在那一头，他手一指。
那是一辆货车，站在车头，吹着从武汉方向刮来的风，心里盘算：我和发贵本是要买两张票，抵去借他的，赚多了。而他，并不提还钱的事，只是讲起在那个全民朴素的年代如何时髦：上身一件有点旧的工作服，但要洗干净，裤子一定要熨烫得笔挺，皮鞋擦得亮，要滑得下苍蝇。嘻嘻！好大的学问，我叹道
作者与史发贵及在河南当兵的湖北老乡
那是大约第六次为送审《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剧本到中央重大题材小组的时候。又没通过，总不能赖在北京。正值过春节前几天，我凭那个什么证没排什么队，就挤上了从北京开往汉口的加挂车，当值的竟是哈尔滨车务段的同志们，来支援南方春运的。我似乎又回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学生大串连的时代。人挤人，水泄不通。
送盒饭了，列车员得应付十几双递到她们面前拿着钱的手，找零钱就是更麻烦的事。我买了，撕开了上车前买的榨菜，见同我一样站着的一对回乡民工夫妇，就向他们碗里赶了一点，可以开胃，我说。正扒拉着，忽然一位卖饭的女列车员大声向我喊：你没给钱！
我怎么没给？我给了。分辩没用，对方一口咬定。
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怎么说得清。
他是给了，我看着给了。站在我身边正咽着榨菜的男人说。列车员又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人，要他们交钱。
怎么回事？
因为僧多粥少，卖饭的招架不住，大喊一声：不卖了！
她确实把钱退给我了。
但后来，稍事安静，又接过我的钱，但混乱中，这后一个细节也许她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她又明白，盒饭拿走不少，收的钱却不多，她急了，难怪我成了替罪羊，也因为全车几乎都是农民模样的人，而这个假斯文的老家伙，记得钱明明是退给了他。还是几根榨菜丝解了我的围。
以上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五个小故事。凡诚恳待人，在不经意间，也许使你渡难关。凡以自我为中心，往住失去本应得到的机会。这不是经验教训问题，更与运气无关。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因果报应，人间自有公道。
作者简介
李西九，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许家坊乡杨家坪村人，土家族。在武钢三中、武昌水果湖中学读过书，在湖北省钟祥市东桥镇团山村当过五年半中国农民。后招工到武钢在子弟中学教书，在中小学教育处参与教育志编写。招聘到湖北电视台《电视月刊》后，做编辑、记者，后评聘为主任记者，并任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和湖北电视台纪检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创作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湖北卫视、江西卫视等台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