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甲医院的新冠重症救治30天

资讯1年前 (2023)发布 AI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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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金喆 每经编辑:魏官红

1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通过分析显示,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5503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54435例。

而在这一波感染中,从发热门诊到急诊科,再到抢救室、重症监护病房,无一不考验着医院各环节的救治能力。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走访了三甲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作为新冠救治的“前哨”,急诊科已不似一个月前那般嘈杂,病床周转也有了喘息间隙,但专科ICU依然在接受奥密克戎带来的一系列大考。

“我每天都希望明天这里就没病人了,”站在南方医院200多平方米的急诊大厅里,急诊科护士长周望梅感慨道。这是她的小心愿,也是所有人的期许。

一家三甲医院的新冠重症救治30天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急诊部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金喆 摄

重症“高峰”来得又快又猛

“我们马上要对患者插管,你们什么意见?”1月12日上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外,一位医生拿着手机急切地询问,一旁的老阿婆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抢救室里躺着她的老伴,她不敢、甚至不想让自己为老伴的生命做主。

电话那头变得沉默,但医生留给家属思考的时间有限。在急诊室内,一切都被按下快进键。南方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周望梅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对于来急诊室的重症、危重症患者,医生护士做的就是跟死神“抢”人的工作,必须争分夺秒。特别是“海啸”的时候,根本由不得你想太多。

周望梅说的“海啸”,是前期“袭击”急诊科的重症救治高峰。2022年12月7日起,随着防控政策调整,医院的发热门诊迎来了感染高峰的大考。几天时间内,南方医院的发热门诊单日接诊人数从两位数激增至四位数,最多时一天接诊近1300人。

广东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专家组副组长、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科主任蔡绍曦有着丰富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经验。在发热门诊最紧张的时候,蔡绍曦就在医院的新冠防控救治指挥部作出预判,12月中旬左右重症感染高峰会转移到呼吸科、神经内科、心血管科以及重症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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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大厅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金喆 摄

“新冠是呼吸道疾病,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感染后,常常是病毒感染在前、后面(根据基础病)有不同的表现,并发症的占大多数,包括肾功能不好的、糖尿病、高血压、特别肥胖的病人,有结构性肺病、肺功能比较糟糕的,长期卧床的、营养不良的,都是当前救治压力最大的一部分人。”蔡绍曦说,“作为‘呼吸人’,我们经历了很多救治,肯定不慌,医院也对重症救治有全盘方案。”

“保健康、防重症、降死亡”是南方医院疫情防治的要求,面对重症感染高峰,南方医院迅速成立专班,盘活院内人力、病床和设备资源,畅通急诊重症救治通道。一方面,成立了3年,由呼吸、重症、感染、心血管、影像等专家组成的新冠救治专家组再次活跃起来,对合并新冠感染的重症患者进行实时会诊。另一方面,分批分阶段做好重症床位储备和扩容。

急诊科把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用上了:把EICU的重症床换成占地更小的轮椅床,护士台前的过道稍微宽一些,也能打横放一张床……就这样,原来只有7个床位的急诊抢救室被改造成具有20多张床位的收治能力。蔡绍曦带领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还从隔壁肿瘤科“借”了病房,迅速“变”出150多张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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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摆放的床位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南方医院感染科医生张健所在的感染科ICU病房本来可以摆8张病床,但因为平时病人较少,基本只用中间的4张床,而在“高峰”到来的时候,一层楼马上就收满了,很快,新开的2、3、4楼病房也告急,医院又赶紧安排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赶来“增援”。

如同蔡绍曦所料,重症高峰在2022年12月中旬到来。2022年12月14日开始,南方医院急诊科里呼吸使不上劲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南方医院200多平方米的急诊大厅里,到处都是人,有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吸氧的老人,有奔波劳累、顾不得体面、坐在地上等候的家属,分诊台的护士给大家量体温、测抗原,都是在人缝里挤着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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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高峰时期,急诊室一“床”难求,有的重症患者待生命体征平稳后,会马上被转运至其他科室的专科ICU,但很快,专科ICU也满员了。

抢救室的床位已到极限,过道能腾出来的地方也硬塞了床,有些送过来的患者实在情况危急,又没抢救床位了,医护就在两张病床之间挤出位置,跪在地上进行心肺复苏按压。

跟“死神”抢人,万一有奇迹呢?

急诊,经常是在跟“死神”抢人。有些危重症的老年人送来医院时已快没了呼吸,用张健的话,这就像开车已经掉进悬崖里了,你只能靠硬拉,但也很难拉回来。

“万一有奇迹呢?”周望梅说,不管什么情况,只要病人来了急诊,医护人员都会做最后一把努力,这是急诊的工作,家属既然把他们送过来,就肯定是希望医院能做些什么。

周望梅记得很清楚,有位老人是家人开车送过来的,车门打开的时候,她看到老人家靠在座位上像睡着了一样。本来站在分诊台跟护士交代工作的周望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走过去发现已摸不着老人的脉搏,马上喊了护士一起把老人家抬下车。

“没有犹豫和害怕,也来不及想这些。”周望梅看到当时现场没有空的担架床,刚好有位老人准备从走廊的担架床上下来,她赶紧扫码了一台共享轮椅跟这位老人商量“借用”床位。周望梅凭借丰富的急救经验,在拥挤的抢救室找了个地方一边叫护士给老人家吸氧、一边做心肺复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但老人还是没有生命体征。

尽管在急诊这么多年,周望梅已见过太多生死,但她还是对这次救治感到很遗憾。周望梅觉得,只要能从“死神”手里赢一次,她就特别有成就感,但总有无力回天的时候。她感慨道,虽然急诊又苦又累,也可能离嘉奖、荣誉很远,“但当你看到能把危重病人从死亡边缘拖回来,这就不是1000元、1万元能换回来的”。

在采访过程中,蔡绍曦和周望梅都不断提到南医人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革命风骨。蔡绍曦在呼吸科从医教学38年,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时担任广东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 床专家组副组长。

蔡绍曦说自己是“呼吸科大夫”,重点就是搞救治,争取提高救治成功率,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她作为专家组成员,提出要打破原来的格局、调动全院资源有所侧重地救治重症患者,比如肾脏不好的患者送到肾内科,有糖尿病的患者去内分泌科,有心脏病的患者去心血管科,这样就可以解决一些重症患者送到某个科室,但没办法很好实现新冠与基础病同治的情况。第二,就是对收治重症患者进行分层、分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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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绍曦对患者进行诊治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主要收治内科为主的重症及亚重症,外科术后重症收入神经外科ICU、麻醉手术中心AICU,内科轻症由各内科轮流收治。同时,各科室均要根据科室实际情况,设置至少2间监护病房作为收治重症患者的储备资源。

有了“作战”指南,医护人员却不够了,很多科室里的医护在这波感染高峰中接二连三“阳”了。张健印象最深的是,有7天时间科室只有他一个高年资医生“孤军作战”,负责20多张病床患者的诊治。蔡绍曦的科室里,到2023年1月初还有5名医护没有“阳”,其他的也只能“咳咳”上岗。周望梅连抬担架的人都找不着,只有自己和同事把患者从救护车转到抢救室。

周望梅记得那段时间都是半天调整一次排班表,谁不发烧了就赶紧上,有天夜里10点多,她在急诊见到一位马上要值大夜班的护士弓着腰走路,一测体温39度多,问对方为什么不临时换班,护士回答“现在科室里都生病了,这么晚了去哪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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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金喆 摄

到2023年1月上旬,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150多名患者里,还有三分之一需要使用呼吸机。蔡绍曦说,自从去年12月以来,医生、护士都是高负荷工作,科室里规培的医生都全部上岗,经常需要两三个人给插满管的老人翻身、做俯卧位通气,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喊累。

“本来我们一个病区是36张床位,现在是72张床位,做决策的医生还是跟之前一样,需要决定病人用什么药、做什么治疗方案。”张健说,感染科很少收肺炎的病人,以前重症病人主要是败血症、艾滋病病人,用呼吸机的不多,只有艾滋病病人晚期会用呼吸机,所以科室本来只有2台呼吸机,但现在光“插管”(指用有创呼吸机)的已经超过一半。

对张健来说,全院专家会诊对重症患者救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如果是以肺炎感染为主的患者通常在感染科住院,相对重的在急诊,到其他科室的一般来说就是以主专科的问题为主。比如一位病人有糖尿病、冠心病,但因为用抗新冠病毒的药有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物相互冲突,药师也会给医生提意见,“这个药可能暂时要停一段时间,等抗新冠病毒的药用完了之后,再重新把这个药用上去。”

急诊科的“守门人”:科主任说我不是女人,是铁人

在南方医院,很多医生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就算家人“阳”了,他们也顾不上回家照顾,在各自的岗位坚守。

“科室主任说我不是女人。”周望梅说起这个玩笑的时候,自己笑得前俯后仰,她反问,是男人吗?主任说,是“铁人”。

周望梅很喜欢笑,聊起急诊的辛酸和苦累时,她也会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她在急诊室干了30多年,经历过非典、汶川地震。2020年,南方医院组队支援武汉,院领导拒绝了她的申请,说她是医院第一道关的“守门人”,如果这道门失守了,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这一个多月,周望梅都住在医院门诊楼的办公室,一间由病房改造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进门就是一张1米多长的沙发床,一侧是茶几和冰箱,靠窗的办公桌上摆了很多植物,给拥挤的房间添了几分生机。

周望梅觉得自己没什么特别的,这是工作应该做的。急诊人就是要抬得起担架、受得了委屈,原本现在护士都不用学插管了,但科室每个人都会,属于必备技能。她觉得自己住在办公室也不委屈,所有人的工作强度都很大,又穿着防护服,为了把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省下来,大家就尽量不喝水,下班后才去吃饭。最近半个月,很多人都是下午3点、4点才吃午饭,晚上9点、10点吃晚饭。

刚开始,周望梅每天点了外卖拿回办公室吃,但很多时候都凉了,后来被一位护士知道了,给她拿了电炖锅,每天科室的人轮流带点蔬菜晚上烫着吃。在办公室的冰箱上,堆满了调味品和罐头,都是那段时间同事相互“支援”的。就像院领导调侃她是“守门人”一样,她甚至没有出过医院大门。

每天晚上10点多,周望梅去急诊“巡视”完了,就回到办公室把沙发床摊开准备睡觉。这张沙发床已经有些年份,中间部分已出现凹陷。周望梅本来腰就不好,并不适合经常睡在上面。而且她睡眠紊乱,需要靠药物助眠,睡眠质量不高、易醒、多梦,但每天早上回到急诊室,她又变成了精力充沛的护士长。

其实,周望梅的家就在南方医院大院里,从急诊科走路回去只要10分钟,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住在那里。但周望梅为了工作,就爱“折腾”自己。她觉得有急事的时候从家里过来浪费时间,还不如住在办公室踏实。

她说,度过疫情三年,家人也习惯了,2020年,她在大年三十晚上收拾东西出家门,直到五一才回去。这次她自己感染了病毒也没回家,高烧39度在沙发床上躺了两天,还参加了几个视频会议,退烧了又回到科室正常干活。“我在他们(指科室和抽调过来的护士)身边安心些,我自己看了也踏实。”

高峰仍在,但医护已全员回归,也有了空床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过,“人类继续统治地球的最大威胁是病毒。”眼下,我们已经度过本轮奥密克戎袭击的最艰难的时刻。

1月12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南方医院看到,急诊大厅已经有了空位,ICU也有了空床位。周望梅彼时说,最近几天来急诊的人慢慢回落了,患者家属也越来越能理解医护人员的辛苦、态度越来越平和。而且目前所有医护都回归了,人力上充足了。今年元旦,她申请休息了一天,回家看看丈夫和儿子,这也是她近4个月来第一次休息。

一家三甲医院的新冠重症救治30天

南方医院急诊大厅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金喆 摄

重症病房周转慢,但也有了松动。张健说,前段时间最多的时候感染科1天收10个病人,有周一来想住院的患者可能要等到周五才能住进来。现在发热门诊和住院病人都回落了,有的当天或者隔天就能入住。

“疫情已经三年了,它不再是未知的疾病。如果是第一次遇到会崩溃,但这不是第一次,医院派了很多人来支援,所以心理上并没有畏难情绪。”张健说,不管是发热门诊还是重症高峰,没床位、排队久、买不到药,都是疫情下会遇到的冲击。对于他而言,这段时间的高强度作战有时候确实会很累,但去看看其他科室,特别是急诊,又觉得自己经历的还好。至于何时能够度过重症高峰?他也说不准,但今年春节肯定是要在医院度过了。

广州是中国医疗第一批迎战奥密克戎感染和重症高峰的城市,也是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在本轮疫情中,广州遇到的挑战、积累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尚未受到奥密克戎严重冲击的城市、乡镇借鉴。

曾经担任2003年医院非典救治二梯队主任的蔡绍曦回忆道,非典时期医护防护措施是戴医院自制手缝的20层纱布口罩和不能防喷溅的布隔离衣,在她看来,近20年医学技术进步很大,现在对新冠病毒有精准的检测、特效药、疫苗,这都不是当年能比的。但她还是呼吁分层救治,把有疑难杂症的、危重症的脆弱患者尽快送到三甲医院,并建立多学科专家组会诊指导、专科参与救治,提前预判并发症的潜在风险。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周望梅表示,现在急诊科的医护一边调休来养精蓄锐,一边筹备物资以应对下一轮可能到来的春节重症高峰,“每年春节都是如此,急诊人很难有春节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南方医院专家也作出研判,目前广州、北京、上海等中大城市感染高峰期已过,农村地区的感染高峰将在春节前后来临。基层地区老年重症增加,直接转诊到三级医院,做好接诊准备。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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